每天清晨五点钟不到,王勇军便聆听着悦耳的鸟鸣声,穿梭在深圳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中,开始观察、记录和研究途径此处的鸟类。这样的生活伴随着他的职业生涯持续了数十年。 在任期间,他始终把保护、研究和恢复深圳红树林作为自己最大的使命,并为此做出了诸多贡献。
“我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专业和心血保护红树林。”已满头银发、退休多年的王勇军表示。在退休前,他曾担任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同时,他也是生物学研究员、林业高级工程师。
红树林生态系统是世界上最富多样性、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如今,深圳的红树林已然盛名远播。在深圳湾东北岸、逶迤海岸的红树林里,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候鸟在此过冬,这里是鸟类的天堂,更是深圳人引以为傲的靓丽名片。
“我来深圳时已40出头,后半生都与红树林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在大众认为生态环境要为经济建设让路之际,我是坚持站在保护红树林第一线的。” 王勇军表示。
保护工作初期举步维艰
来深圳之前,王勇军在湖北大学生物系做系主任助理。他认为,教书育人与保护红树林都是让他有成就感的事业。但是,他离开了学校,总是可以找到替代他的教师,而在当时那个年代,能有条件为红树林保护发声的却非常少,责任感促使他投入一场又一场的红树林保护运动中。
“逆流而上”,是王勇军在深圳保护红树林时的感受。
上世纪90年代,对于深圳而言,是一个充满干劲和希望的年代,那个年代的深圳人走路很快,面容积极,这种激情和活力吸引了王勇军。恰逢当时的福田区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需要专业人才,经过一番努力,王勇军在1992年元旦过后正式上任。
上任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对王勇军触动很大。1993年,王勇军在监测候鸟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饿到皮包骨头的候鸟,通过查询这只鸟脚上的“环志”(科学家给鸟戴的脚环)信息发现,它是14天前从澳大利亚飞过来的,到达深圳的时候,已经14天没有进食了,在深圳补给食物后,将要继续飞往西伯利亚。深受触动的王勇军开始思考:“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保护好鸟类的栖息地,那么它们中途要在哪里休息呢?又怎么补充食物呢?”就是那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这片红树林,为候鸟们提供一片安全的栖息地。
王勇军来深圳的时候,正是深圳第二次建设浪潮的开端,当时市里正在全力开发福田,福田保税区是首批建设项目之一。尽管王勇军曾经做过一些努力,但还是未能阻止深圳市在保护区的填海工程。填海的速度很快,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填,保护区内的500多亩红树林就这样填没了。
“当时我感到非常心痛。因为滩涂湿地是深圳湾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之一,红树林作为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个中心区域,不仅保护海岸,而且栖居着丰富的生物种类,一旦被破坏,将来恢复是不可能的,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即使在红树林被部分破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在红树林周边进行调查记录和研究。“我经常骑自行车或步行,一次又一次转遍整个保护区。”
同样让红树林保护工作举步维艰的,还有民众的不理解。那时候大多数深圳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红树林”,更不知道保护区是做什么的。
让王勇军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红树林周围的村民有人组织往红树林里倒垃圾,五十元一车垃圾,快把红树林给填满了,当时王勇军带着执法人员去阻止村民,但无奈对方过来阻止执法的人员更多。
“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破坏红树林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反应,那时只强调发展,没人谈生态环境保护。但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我们非常清楚,所以尤为痛心。”
于是,多年来,王勇军也把环境宣传教育作为他的工作重点,通过组织市民进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内参观学习,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红树林的重要性。
滨海大道北移之争“取胜”
1992年,深圳的红树林再次面临生死考验。那年,深圳的滨海大道规划建设已提上日程,方案显示,滨海大道要从红树林保护区穿过,并计划用保护区内的400多亩地建设一个污水处理厂。
王勇军和他的同事们都觉得:“这怎么行!这是不科学的,滨海大道要北移!”。于是他们不停地向市政府写报告,要求调整规划。可按照国土规划部门的说法,深圳没有地方建污水处理厂了,滨海大道也只能从红树林穿过,只有这样是最合理的。
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94年。然而在当年10月,国土规划部门公布的调整方案中,路还是要把红树林一分为二,污水处理厂还是要建,并且开始行动了。
眼看施工在即,红树林即将遭到砍伐,王勇军和同事们清楚地意识到,再不采取任何行动,保护区将名存实亡。时任保护区主任黄乔兰态度很坚决,给人大写了个紧急报告,还给省林业厅也写了报告,引起人大、政协、媒体的关注,
新闻媒体也开始播报有关新闻,社会舆论在升温,红树林保护问题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
最终,经过各方努力,滨海大道的建设北移了200米,成功把红树林保卫了下来。王勇军表示,从长远来讲,红树林的生态价值对城市长远发展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深圳湾的红树林保护下来,对其周边的宜居环境、投资环境、城市景观,包括现代化城市的品位,甚至对于深圳市的综合竞争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通过王勇军和同行们的努力,如今深圳的红树林已经开始慢慢在恢复,与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一起构成了具有国际意义的深圳湾湿地生态系统,也成为深港边界上最具特色的风景线。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王勇军和他的团队与国内数十家研究单位合作,共出版了6本有关红树林的专著,发表了数百篇学术论文,为世界各国保护红树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持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策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王勇军的身影依旧活跃在环保一线。如今,王勇军是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中的一员,他时刻关注着深圳市与环境有关的突出问题和重要决策,并开展专题调研,为政府建言献策。可以说,在深圳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王勇军依旧发挥着重要影响。
去年5月,深圳市闹市区塘朗山首次发现野生豹猫,这让生态走廊的话题一度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野生保护专家表示,塘朗山只有3万亩的自然林地,不足以支撑更多豹猫的生存繁衍,建设生态走廊,可以扩大豹猫的猎食范围,更有助于豹猫种群间的交流与繁衍。
王勇军及其团队于更早时就注意到了生态走廊被破坏的问题。王勇军表示,深圳在早年的建设过程中,道路、铁路的等公共设施把原有的生态走廊阻断了,如今深圳必须建立安全保障体系。
作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中的专家,王勇军凭借自己毕生学识,就修复生态廊道问题向相关部门提出大量意见。几经努力,深圳市城市管理局(林业局)于去年发布了《深圳市城市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其中指出,深圳未来将依托山体、水库、海岸带等自然区域,连通大型生态用地,重点建设东部地区的山脉通道,保护梧桐山周边地区与香港的陆域生物通道。到2020年,深圳将构建9条生态走廊,连接各大区域森林、湿地、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
近些年来,王勇军为深圳的生态环境保护提出的建议已有12项被相关部门采纳,包括将红树林命名为深圳市的“市树”、控制红树林保护区周围的楼层高度等。
在积极建言献策的同时,王勇军也在通过政协提案、市民讲堂、志愿行动、媒体交流等方式向市民传递生态环保理念,增强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王勇军认为,保护红树林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有意义的事,今后也将为此付出更多努力,持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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