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被称为“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从7月1日起,上海进入了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引发全民关注和热议。垃圾分类“城市学上海,农村看浙江”,我们要继续走在前列,让分类从“时尚”走向日常,抓常抓长,形成科学机制,推动习惯养成,扎实推进党建治理大花园建设。
一、抓宣传教育,下好“先手棋”,促良好习惯养成
垃圾分类开头难,养成习惯就自然。各基层党组织要擂响战鼓,创新党建引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立体式、全方位地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让群众了解分类、知道如何分类以及垃圾的去向,做到人人尽知。要厚植“衢州有礼”文明乡风,大力倡导“光盘行动”、禁塑限塑、拒绝“过度包装”等行动,树立垃圾分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让“麻烦事”变“自然事”。
参与是最好的教育。垃圾分类须从娃娃抓起,要在幼儿园、中小学开设环卫常识课和分类实践,并纳入中小学学业水平测试,做到分类教育校园全覆盖。经常性开展党员带群众、“小手拉大手”等活动,促使每个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让垃圾分类真正扎下根,形成全民自觉,从“选答题”变为“必答题”。
二、抓标准制定,画好“工笔画”,促最宜模式创建
垃圾分类的落脚点是资源回收利用和分质处理。分类标准要从有利末端利用处理角度出发,按群众可接受、面上可推广、长期可持续的原则确定。如城区可按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的标准分类;乡村按“两次四分法”,即农户按“会烂”“不会烂”初次分类,保洁员收集后,会烂的堆肥,不会烂的再分可卖、不可卖。
垃圾投放要因地制宜定规矩,城区可按定时定点的“两定”法投放,并接受监督。乡村要根据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现状采用“两定法”、上门回收法等模式。对垃圾处置环节和相关企业也要立标准强监督,坚决避免“前分后混一锅端”,实现真分类、真利用,取信于民。
三、抓建章立制,念好“紧箍咒”,促分类规范长效
垃圾分类有易反复性、顽固性,改变旧生活方式不可能“一键更新”。立法机关要根据本地实际,制定“最严”法规,全面约束垃圾分类及处理全过程。政府要制定与法规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差别化的收费标准。乡村要将垃圾分类纳入村规民约。法规制度执行要刚性,推进要一鼓作气、果断坚决、奖罚分明,让各项举措硬起来、强起来,避免“破窗效应”。
收运垃圾要“挑肥拣瘦”,对不分、错分的对象发出警告,直至拒收拒运、媒体曝光、行政处罚,打好攻坚战、持久战。
在刚性落实规章的同时,要发挥基层党建网格优势,走群众路线,柔性治理,建立垃圾分类积分、积分兑换、考核红黑榜等机制,让群众尝到分类的甜头,变“随手扔”为“随手分”。
四、抓党建强队伍,打造“特战队”,促监管精准到位
乡镇街道和主管部门是垃圾分类工作关键点,干部是最直接的组织者、管理者、推动者。要坚持高位推动,建立垃圾分类“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县乡村居党员干部组团联村、两委联格和党员联户全覆盖的监管“特战队”,要做到资源在网格叠加、力量在网格沉淀、工作在网格联动。要完善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实现“每一只垃圾桶都有责任人”,推动分类任务落细落实。
要按一定人口比例选优、配齐、育强保洁员队伍,以效果为导向,健全关怀激励和绩效考核机制,切实发挥分类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工青妇和各类社会组织作用,设立巡检员、志愿者、楼道长、老年协会等“轻骑兵”队伍,以“朝阳群众”的韧劲、较真劲,做到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
五、抓要素保障,备足“能量包”,促全程运行高效
以整乡整镇为单位,科学谋划、合理布局,加大投入,建设一批智能垃圾投放点、有害垃圾存储点、回收站、中转站等基础设施,配齐垃圾运输车、家用垃圾桶。要建好餐厨垃圾处置厂、阳光堆肥房,解决高占比的厨余垃圾去处。建立垃圾分类APP、分类二维码、刷脸刷卡等智能系统,探索“人工智能+、大数据+、地理信息+”等科技在分类中的应用,实现“人在分、云在转、数在算”,提高分类和处理效率。
要强化资金保障,对保洁员、巡检员、相关从业人员报酬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各级财政要给予保证。要通过购买服务、入股、合作、合资等方式,鼓励各类公司、各类主体参与垃圾治理、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培育垃圾处理产业,引导垃圾分类向资源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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