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上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于浙江省杭州市举行2019年年会主席团会议。今年的年会与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一并举行，是国合会历史上的首次。
6月2日下午，与会嘉宾近千人在6个分论坛中，就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绿色转型展开对话，为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建言献策，描绘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全球愿景，探讨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共议“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分享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
“分论坛紧扣热点议题，讨论深入细致，我收获颇丰。”今年已经第三次参加国合会的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说：“这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是各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交流互鉴的桥梁，是国际社会坦诚对话的平台。”
聚焦制度与技术创新 催生绿色转型持久动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这一观点成为与会委员、专家的共识。国合会副主席索尔海姆表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更不是社会发展中必须牺牲的“代价”，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统一，需要全社会认识到更好的环境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教育机会、更优质的健康生活。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目标，绿色转型将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趋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强调，预计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平均每年将有1300万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由此带来的绿色建筑市场发展前景广阔，绿色经济产值可达12万亿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提出，城镇化可以与绿色转型有效结合，科技创新也要与绿色转型紧密结合，而绿色消费也将成为拉动经济的关键因素。不少专家指出，环境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和能源结构问题，更是社会消费方式和观念问题，同时也是技术和金融问题，但相对于行政手段而言，技术和市场手段相对滞后。
在研判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时，国合会特邀顾问胡保林分析认为，目前环境变革的进程还是滞后于经济社会变革进程，亟待提高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话语权、主导权和监管权，并使公众在环境事务上有更广泛、深入的参与。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对此表示认同，他强调，环境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在缩小，但没有完全协同匹配，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明显好于、快于绿色发展和治理体系转型的进程，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经济、环境发展差异不断增大。因此， 编制“十四五”规划应进一步强调任务部署，把“做什么”的规划变成“怎么做”的规划，寻找对应环境质量改善、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三大目标的战略路径和政策抓手。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陆军则表示，目前中国已经启动了“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在这个阶段，尤其需要强化生态环境规划的基础与引领作用。
“‘十四五’可能进入攻坚战与持久战的交汇期，也就是从遏制严峻环境污染形势的攻坚战进入实现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持久战，这就要求在治理方式上保持一如既往的政治定力，还要开拓打好持久战的制度创新。在编制‘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同时应该着手研究2035年远景目标，谋划更长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布局、目的指标和重点任务，突出规划的连贯性、预见性。”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任勇说。
中国已成为推动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引领者，而经历过或正在面临与中国类似环境问题和挑战的世界各国代表也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建议。国合会委员、澳大利亚环境与能源部常务副部长普拉特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同样拥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在引导各州级、地市级政府部门贯彻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承担污染防治和废物管理职责方面也遇到了各种挑战。
而澳大利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手段包括从国外进口大部分消费产品以缩小制造业规模，各级各部门共同签订建立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计划，引导社会投资支持产品循环利用等。“当然，贸易环境对实现循环经济非常重要。国际贸易使产品生产周期变短，次级材料得以充分回收利用，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普拉特说，中澳两国在此方面是互惠互利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全球贸易争端和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各国应该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等利益共通的问题上入手，加强多边合作。
国合会委员、德国联邦环保署署长克劳茨贝格尔举例说，德国目前有70%左右的创业公司集中在环保行业或置身于绿色经济体系，而早在2016年，德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投资约占市场投资总额的15%，绿色经济对GDP的贡献达15%，超过150万人从事绿色产业，这都是可供中国在“十四五”绿色转型时参考的依据。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2018年卡托维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提振了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然而，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紧迫和严峻的全球挑战。如何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如何落实《巴黎协定》，国合会“卡托维兹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分论坛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国合会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表示。一方面，《巴黎协定》后续谈判和履约任务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当前各国自主贡献力度与实现全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甚至1.5℃的目标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缺口。“所以各国应该继续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持续加大行动和支持的力度。”他说。
在讨论过程中，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经验频频出现。
“环境是成功的开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姆苏亚引用家乡的谚语。中国的经验证明，我们可以保护蓝天碧水，但这离不开坚定的政治决心、法律政策、投资、公众认识和有力执行。
世界各国必须积极行动，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首席执行官韩佩东说，中国做得非常好，例如，中国电动汽车的数量独占鳌头。“我希望中国的电动出租车能在伦敦大街上穿梭，让我们的孩子呼吸清新空气。”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介绍，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坚持新发展理念，强化节能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强能源和经济低碳转型，扭转了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快速增长的趋势。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达成自主决定贡献的目标，尤其在可再生能源以及低碳发电方面。”国合会委员、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所长马瑟尔说。
实现自主决定贡献的目标，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解振华表示。
“我们手中握有解决问题的钥匙，那就是像闪电一样迅速行动。”姆苏亚说。围绕如何快速、务实地应对气候变化，与会人员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碳总量控制是实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必然趋势，碳排放总量控制要以碳峰值目标、碳交易体系和协同控制为实践基础。“十四五”期间，中国要构建以碳排放总量为核心的低碳发展指标体系及相应制度，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制定碳排放增量和减量的总量控制目标。
“任何温控2℃以内的方案都需要在2050年前实现深度脱碳。”国合会特邀顾问、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环境项目总监潘兴表示，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部门中，工业排放量最大。在这方面中国已经掌握了脱碳的许多关键技术，但仍需对存量基础设施进行脱碳改造。
麦克阿瑟基金会气候解决方案主任汤姆森表示，保护湿地、森林和农用地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每年可以实现约110亿吨当量的碳减排，同时增进生物多样性和安全性，是“我们的眼皮子底下的金点子”。
但在实践中，资金往往掣肘行动，国合会委员罗姆松说，这就需要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思维、意识和态度，改变认识，立即行动，推动《巴黎协定》得到全面、有效、持续的落实。
生物多样性要上升到顶层关切下沉到底层落地
不久前的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合会“生物多样性保护2050愿景”主题论坛的举办再次将公众的视线深度聚焦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论坛由国合会特邀顾问、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兼主席石井菜穗子和国合会委员、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兰博蒂尼联合主持。兰博蒂尼首先强调应通过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努力，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顶层设计的关切。而石井菜穗子更加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实践和切实可行的落地方案。
在顶层设计方面，国合会委员汉森在主旨发言中提出，要重塑全球公民的概念，更要塑造价值观，其实就是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副厅长王莉在主旨发言中介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利用的政策与法律体系的中国现状，以及中国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职责与实践。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以西藏人民的自然信仰和北京绿化工程为例，探讨了除法律法规、资本推动外，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内在动因和其他可行机制。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表示，中国对于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有几点认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和措施既要有雄心，又要切实可行；不同环境公约之间应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应具体明确，可以长期监测评估；各缔约方的措施和成效应该是可以报告的。
在实践落地方面，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大区总干事长赫德表示，保护自然对于整个经济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可以通过引导绿色投资等方式吸引更多私营机构的加入。
蚂蚁金服社会责任部负责人、支付宝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珊详细介绍了蚂蚁森林，提出互联网是一种连接器，不仅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应该实现人和自然的连接。
清华大学教授杨锐从立法、行政、规划、市场机制、教育5个方面提出了行动建议。
国合会特邀顾问、欧洲环保协会首席代表龙迪关注中国的生态红线，他建议从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分工、划定行为规范清单、便利信息公开等方面细化生态红线立法。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大使怀特和全球环境研究所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项目经理彭奎分别提到了企业和社区在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科学、社会与可持续未来司司长雪斯塔可夫介绍了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磋商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魏辅文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解读了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的内涵。法国生态与团结化转型部欧洲与国际事务署副署长罗宾内基于smart原则（具体、可度量、可实现、相关性、有时限）提出了对于成功举办第15次缔约方会议的愿景。
不少嘉宾在发言中肯定了中国在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所起到的积极示范作用。
石井菜穗子表示，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讲的不仅是环境，而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的领导和倡导下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已不仅在中国传递，也传递到了世界其他国家。
国合会委员汉森认为，“美丽中国”的概念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途径在全球推广。不仅要有“美丽中国”，更要有美丽、可持续的地球。
问计蓝色经济 建言海洋治理
海洋既是支撑全球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需要集中力量，统一行动，共同参与。国合会“蓝色经济与全球海洋治理”分论坛的与会代表们聚焦海洋塑料垃圾的全球治理、恢复海洋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
国合会委员、挪威极地研究所所长温特表示，海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基本的原则都是动态的，为了要治理海洋，需要一些静态的元素，例如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等，也需要在这些静态的元素和动态的海洋之间找到平衡。
目前，针对海洋污染，已有多个海洋治理的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法律和体制框架，但这些框架相对较为分散，侧重于具体行业而少有针对性的措施。
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民汉指出，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才能促成海洋和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也需要国家区域的有效合作。“我们可以把蓝色经济作为环境保护以及生态可持续的新的发动机，来造就一个可持续的世界。”戴汉民说。
如今，塑料和微塑料在海洋中几乎随处可见，其污染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一般认为海洋中的塑料垃圾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危害效应，但其实随着海洋微塑料逐渐增多，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我们希望各国都可以行动起来，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处理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垃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区域主任德钦茨仁呼吁到。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王菊英介绍了我国在海洋污染和微塑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管控措施，例如法律保障、日常监测、检测分析等。“我们也要认识到，单一的方案不能够有效解决海洋塑料问题，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方法来应对，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找出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更好应对海洋垃圾的挑战。”王菊英说。
“去年10月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合作，包括减少不必要的塑料包装，增加塑料包装的循环利用等，几个月来已经有几百个组织签署承诺书，其中20%是塑料产业的代表者，还有很多大型品牌，例如零售商、超市等，这也是从源头解决海洋塑料污染问题的一个有力尝试。”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全球新塑料经济项目总监索尼娅说。
作为一家扎根在物流领域的物流平台公司，菜鸟网络总裁万霖也向与会代表分享了菜鸟网络近年来在整个快递物流行业推行资源集约包装减排和包装回收方面的一些努力，包括联合多家合作伙伴，启动绿动计划，建立物流环保公益基金等。
“如今包装的节能减排成为物流行业的共识，菜鸟网络作为一家数据驱动和技术驱动的物流平台，也一直尝试用新的技术和模式来应对行业的资源和环境挑战，也希望借本次大会向各界发出建设绿色城市的倡议，保护海洋，向塑料污染宣战。”万霖说。
“海洋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在无塑料的海洋可持续渔业与远海的社区渔民合作，保护有恢复能力的远海生态环境，还有可持续发展蓝色经济等5个领域做了许多工作，近年来也努力通过跨界、跨行业的合作，应对全球海洋塑料问题的危机。”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代表卢思骋表示。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 ”走实走深
国合会“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城镇化分论坛就“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区域协同发展及城市管理经验分享、环境质量改善和绿色城市、绿色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创新与实践等问题开展深入研讨。
当前城市的长期投资将锁定城市形态、基础设施和消费模式几十年。全球大多数城市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到2030年，经合组织（OECD）估计需要50万亿美元的投资。这一增长的大部分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同时，预计将有数以亿计的新城市居民，其中发展中国家几乎占据了大部分。这些趋势为将城市转变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引擎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一带一路”与绿色城镇化十分契合，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在发言中讲到。城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变迁，目前中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具体表现为大都市圈快速成长，如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城镇化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城市建设集中于硬件，纠错成本很高；另一方面交通（高铁）、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将改变城市的结构和形态。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之一，但具体操作层面还需要借鉴国际经验。
国合会委员、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斯蒂尔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投资将为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的最佳实践也可以与世界分享。中国可以通过政策影响对外投资的效果，从而帮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城镇化。城市化投资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划城市形态，控制城市规模；二是优化城市交通网络，重视公共交通；三是建设绿色建筑和基础设施；四是坚持低碳发展，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区办公室主任卡布拉基表示，“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已是世界公认，但“一带一路”环境问题刚刚获得足够的关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至关重要，这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投入，通过最佳实践、能力培训、技术援助和资源互助等，引领和支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对接，又要实施能力建设项目，展示“一带一路”为实现双赢带来的机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表示，中国拥有良好的土地供给制度，但是由于我国税收制度、财政制度和货币制度的影响，导致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造成用地的碎片化，具体表现为住宅用地密度远高于其他用地。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不明确，在公共交通大力发展的同时，私人交通却没有减缓趋势，这些教训也应积极分享给其他国家。
杭州市政府副市长胡伟介绍了杭州以绿色发展为引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打造“美丽杭州”和美丽中国样本的实践经验。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拉卡梅拉表示，目前全球67%-76%的电力需求来自于城市，71%-76%的能源相关碳排放也来自城市，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在当前的能源结构调整中十分重要。预计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能源总量的80%以上，“一带一路”是实现这一目标以及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国合会特邀顾问、荷兰环境评估委员会主席莫马斯表示，中国的城镇化有自身独特的特点，中国有许多促进城市与自然相结合的发展案例。莱茵河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可以进行比较，二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可以相互借鉴。
大自然保护协会城市项目亚太区总监鲍勃指出，要加强城市与自然的融合，通过自然的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服务功能，在此过程中要实现规划和保护协同增益。中国在过去40年的城市化经验和教训将帮助其他国家降低发展成本，“一带一路”倡议将帮助全球许多城市加入全球化的行列。
没有环境考量就无法衡量企业价值
“面对巨大的环境挑战，企业不仅要有盈利能力，更要积极承担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在国合会“全球环境治理与工商业最佳实践”分论坛上，各位委员和工商业代表共同关心的议题。显然，以绿色生产促进绿色消费增长，以发展新能源带动传统资源消耗方式创新，以走循环经济之路减少各种污染物排放，已成为可持续生产和消费良性发展的一种需要。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OP15大使怀特表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既需要政府的力量，也需要企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企业需要整体、系统性的绿色转型，更加关注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实践。他的倡议也得到了与会委员、代表的一致赞同。
国合会委员、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王天义结合“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阐述了一家中国环保企业在从事垃圾焚烧发电、污水处理厂投资运营等业务上的思考和体会。有研究表明，亚洲地区固体废弃物的产量超过了北美和欧洲的总和，因此积极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意义重大，而在中国，推进固废源头处理的减量和资源化利用难度很大。“而我们的目标是零丢弃、零填埋、零焚烧，这比发达国家填埋焚烧率低于10%的要求还要严格。” 王天义说，目前已经筛选确定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11个城市和5个特例城区将从最大程度减少垃圾填埋量、最大程度提高固废利用率、最小化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做起，这就是一条“无废城市”的中国化道路。
国合会委员、西班牙盈迪德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佩纳举例介绍了他们如何将可持续发展观嵌入到企业商业模式中。“我们在源头生产环节就会研究使用可循环的纤维原料，而在末端的销售环节也打造了生态能效商店，通过改造用水、用电、空调使用等方式，能比传统商店节约40%的用水和20%的能源。”佩纳说。
“我们不仅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在企业的发展和运行中，例如在昆明建立中国第一个天然染料的研发中心等，同时也将生态文明建设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融入到企业文化中。我们做过很多环境宣传活动，也在企业内部倡导节约一张纸、一顿饭的美德，这星星之火终将燎原。”国合会委员、溢达集团董事长杨敏德自豪地告诉大家。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网络发展总监朴尚德提出，企业应当开发一种商业模式，即让商业运作都能符合低碳的标准和轨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与各位企业领导者群策群力、共同前进。”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沃格雷对此回应说，低碳商业模式触及全球的多个产业领域，比如水泥、化学、钢铁、塑料、航空航天等，这些行业占到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0%，而推动这些行业的绿色变迁、低碳变革是难啃的“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