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愿意公开自己的信息。

　　马军：对，充分地把这些信息能够全面、及时、完整，用户友好地向公众去告知，那么我们看到第一年100分中间，它们平均分得到了31分，第二年得到了36分，最近的这一次40分，突破了40分，可以看到中国的信息公开是在取得进步的，但与此同时呢，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应该讲绝大多数的城市不能够，甚至不能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这60分是按照法规要求设定的，所以实际上它们连法规都没有能够遵守。那么我想这个方面呢，我们在这种信息时代，政府需要主动地去做自己的监测和发布，去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如果不能够做到的话，就会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权威性。

　　解说：随着PM2.5这个话题在社会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获知PM2.5监测数据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在许多大城市里，一些对环保有着浓厚兴趣的志愿者们开始准备付诸行动，而与此同时，人们也非常希望了解政府的环保部门和管理部门究竟对监测和公布PM2.5的数据抱有怎样的态度呢？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较早开始研究PM2.5的国家，他们将PM2.5规定为考量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认为每立方米空气中PM2.5的含量数值越高，就代表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可能性也越大，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人员经过长达16年的研究，发现了PM2.5数据与人体健康之间可量化的规律。

　　潘小川(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一般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每增加10个微克PM2.5的颗粒物，大概人群的死亡率会增加千分之五。

　　解说：潘小川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授，他从1998年就开始从事PM2.5颗粒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

　　记者：那你怎么确定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颗粒物的这个相关性导致的呢？

　　潘小川：对，实际上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应该具体讲实际上是颗粒物表面吸附的各种化学物质对健康的影响，一般我们把它分两大类：一个有机，一个无机，现在已经明确是一些重要的对健康有非常重要危害的一些元素。

　　记者：那你们的研究PM2.5，这一部分的细颗粒对人的健康危害，主要有哪些方面？

　　潘小川：颗粒越细，理论上讲它可以越吸到肺的深部，引起更多的像哮喘、慢性的气管炎，这些呼吸系统疾病更容易引起刺激，也可能对心脏有刺激，可以诱发特别是老年人的一些心梗、冠心病什么的。

　　解说：事实上近年来，有关PM2.5的研究在中国的科研机关和高等学府中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着。但是，由于科学家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和监测数据大都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很难引起普通公众的注意。

　　王庚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比较早地向国家向环保部门提出来要重视大气当中的细颗粒物。

　　解说：王庚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从1990年代开始就从事PM2.5的研究，并在近两年参与了修订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讨论。

　　记者：就你参加这些讨论，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过程中，PM2.5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吗？

　　王庚辰：比较重要的话题。

　　记者：那关于PM2.5的话题，在讨论的过程中有分歧吗？

　　王庚辰：分歧肯定是有啊，涉及到修改标准，作为标准要强制性执行了，这个就有分歧了。

　　记者：这个分歧主要是什么？

　　王庚辰：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我们可能还不到，时机不成熟，为时尚早。因为我们的初衷是要改善这个环境，但是你做不好了，那反而就引起一些混乱、一些结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记者：当时持这种观点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王庚辰：反正也有科学家，也有管理工作者吧。

　　记者：管理工作者主要是哪些部门呢？

　　王庚辰：主要是环境部门的管理工作者。

　　解说：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编制说明显示：1982年我国颁布了《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并先后于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2008年第三次修订正式启动，2010年11月，环境保护部网站公布了该标准修订的第一稿，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王庚辰注意到，在“表1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中，并没有出现PM2.5的标准，而是将其放在了“表2环境空气污染物其它项目浓度限值”中，而基本项目(表1)，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其它项目(表2)，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实施方式。

　　裴晓菲(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但是应该客观地讲就是从我们这个2008年启动开始，PM2.5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线。

　　解说：裴晓菲，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标准处处长，他从2011年开始负责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

　　记者：实际上是确定把PM2.5作为一个所谓的就是，可以选项的这样一个检测标准，就是有条件的地方你就开展，没有条件的地方就不开展。

　　记者：那当时定下来用这样一个标准是出于什么考虑？

　　裴晓菲：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开会那么很多专家认为说，中国目前这个阶段就控制PM2.5，可能是有点儿过早，因为它难度非常的大。记者：我理解就是难度大跟检测之后，我们先公布现在我们的整个空气中PM2.5的实际水平，这应该是两回事。因为检测出来、公布出来，实际上是让公众知道有这么回事，至于能不能现在治理达标，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裴晓菲：其实从公众那个角度，包括从媒体这个角度，大家可能更关注说你不就是让你把这个数监测一下，你告诉大家是个什么情况？但是对于管理部门来讲，我们绝对不能这么想，我们肯定更关注的是我告诉完你之后，我要怎么去治理，我如果说没有一套成熟的这个，跟这个标准相配套的污染治理措施的话，那长期不达标对老百姓也是不会满意的。

　　解说：据了解在治理PM2.5污染物方面，美国一直被认为是较为先行的国家。1997年，美国环保署首次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增加了PM2.5的指标，而后经过8年的治理，到2005年，美国仍然有39个地区达不到1997年颁布的PM2.5的标准，这样的先例让各国的环保部门清楚地意识到治理PM2.5并非易事。

　　记者：那你当时同意这种看法吗？

　　王庚辰：从北京市的形象，从环境大局考虑都可以理解。但是要从真正做这个工作，我们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咱这些年肯定是对环境有很大的破坏。但是我们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再这样做了，我们就应该去治理它，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方面还得要加强做，而且做必须要作为强制性的做。

　　记者：当时提建议，还是要求把它变成强制性标准，那当时有关部门采纳吗？

　　王庚辰：他们也挺重视，建议都是都有回复。

　　记者：回复你们当时是什么内容？

　　王庚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们尽量地把我们的想法来谈出来，最后决定权还是应该政府部门他们来。

　　解说：在世界范围内关于PM2.5规制的情况，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例如欧盟虽制定了PM2.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但要到2015年才开始实施，而英国一再推迟采用PM2.5标准，但已经开始PM2.5的监测和数据公开，日本虽然对环境问题很敏感，但直到2009年，才提出有关PM2.5的基础提案，据日本媒体报道，其原因之一是担忧目前并不景气的日本经济，会因此而遭遇复苏的障碍，就目前看来，对PM2.5规制情况最好的国家之一是美国。2000年PM2.5的监测在美国全国实现了常规化，那么，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在PM2.5的监测与治理问题上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